评论 喜欢老舍独特的忧伤感
17/02/19 足球比分网

 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,移风易俗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,用短期规定来规范行为不算难,真正能起决定作用的是移除人们心中的不良观念。

  据媒体报道,最近,巴中市通江县人民政府网上,公开发布了一则关于规范操办酒席的通知,这则通知由中共通江县委办公室、通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,题目是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公职人员和群众操办酒席的通知》。通知对操办酒席规范力度很大,除了对国家公职人员酒席范围界定进行了规范外,还对农村和城镇居民允许举办的酒席范围进行了界定,规定了只可以操办的酒席是婚嫁酒、丧事酒和寿酒等三类,而办寿酒则要求老人年龄70周岁及以上,每间隔十年可操办一次,意味着60大寿将无缘;除此三类之外,升学、满月等则一律不允许操办酒宴。

  上周开始,75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·克莱齐奥在武汉连轴转,参加了很多活动。作为华中科大当代写作研究中心请来的驻校作家,“法国文学周”活动的特邀嘉宾,他与学生、读者和作家零距离交流,畅谈文学与生命,反响热烈。

  针对这一则新闻,网友的评价比较多,很多人认为当地政府管得过宽,而且干涉私人行为并不合适。但据另外的媒体报道,当地官员在回应记者采访时,解释这一个规定说,当地是国家级贫困县,但是不正当的人情来往风气严重,《通知》的出台正是在一个乡的做法得到群众支持以后的推广。

  俗话说,眼见为实。县委、县政府的这一个通知,虽然比较出乎大多数地方人们的意料,但不在其地的外人,可能确实不了解当地的情况,我们应当相信当地党组织和政府部门作出这样的举动,其出发点肯定是为了百姓和社会的利益而着想的,不能一看到新举措就联想到形式主义或者行政一刀切等等。

  中国很大,而各地的民风民情差异也往往明显,所以在不同的地方治理上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。在执行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不动摇的基础上,针对一些具体问题,采取一些因地制宜的措施或者实行一些短期的对症下药,应该是值得鼓励的。当然,各地政府在采取措施,尤其是影响人群比较大、范围比较广的措施的时候,也必须注意到,首先不能违法,其次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,尽量避免主管领导拍脑门,而更重要的,就是类似的措施和决定,必须是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以后,根据可执行情况来制定,而且一旦推出,就要持之以恒行之有效,不能做花架子,不能狗熊掰棒子。

  人情宴这样的东西,在很多地方都有,除了有过去的风俗传承之外,也有近些年社会各种不正之风的影响,究其根源,一个是奢靡排场、好虚荣,一个是拉关系走门子,建设关系网,这些都不乏官场腐败风气的辐射影响。中央推出八项规定,就是针对党政机关的作风的举措,而要想在基层移风易俗,除了这种局部的阶段性的措施之外,更核心的,是当地的党政部门要真正起到表率作用,在为政上、在文化上、在作风上,能以身作则,党风政风都清了,民风才会跟着向好的方向走。

  实际上,勒·克莱齐奥这次的中国之旅已持续一个多月,从北京到南京到武汉再折回南京,这段旅程还将持续下去。11月12日,巴黎发生恐怖袭击的前一天,他在华中科大人文学院一间办公室里接受了长江日报读+周刊记者独家专访,详解他与中国的缘分,分享他从中国文学所获得的丰富体验。

  记者刘功虎

  闲暇时,他不是在写作

  就是在看书

  那天下午的华中科大校园,烟雨迷蒙、气温很低,东五楼322会议室挤满了人文学院的学生们。接受采访前,他先参加了这场与学生们的座谈。15时许,勒·克莱齐奥在几个老师的陪同下进来,屋里有些挤,但是气氛和谐。勒·克莱齐奥并不喜欢簇拥,在公开场合甚至有些羞涩,但是他尊重东道主的安排。

  开场白他自我介绍,说文学是自己的生命,鼓励学生们多看书。勒·克莱齐奥中译本主力译者、南京大学法国文学教授许钧教授插话说,他所见到的闲暇中的勒·克莱齐奥,不是在写作,就是在看书,一个包包时刻背在身上,里面永远装着两样东西——他的手稿和别人的书,“这包包就是他的灵魂”。

  勒·克莱齐奥接过话头,“要这么说的话,我的灵魂丢过两次了”。

  他是个善良、幽默、坦率的人。有学生问他是否受过萨特的影响,他说,他喜欢萨特胜过卢梭,但是从来没有读完过《存在与虚无》,“那本书太不容易读下去”。

  勒·克莱齐奥生于法国尼斯,童年在非洲度过。也许是受辗转流离生活的影响,他的作品融入了欧洲、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同元素。他的早期作品,《诉讼笔录》和《可爱的土地》,空灵寂静,人物在色彩的海洋中摇摆不定。他后期的作品,更致力于拓展人们的心理空间,表现出一种更凝重的诗意。他笔下的人物多游离于主流文明之外,且往往处于社会底层。

  2008年,勒·克莱齐奥因为“将多元文化和冒险精神融入创作,善于创新、喜爱诗一般的冒险”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。与众多知名西方作家一样,他对经济发展引发的“现代病”抱有警惕心,但在接受读+专访时他也说,他并不反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努力。

  想听听三峡的猿啼

  看看白帝城的早晨

  勒·克莱齐奥与中国初次邂逅,是在1967年。接受短期的兵役培训后,他获得了戴高乐发起的一个合作服务项目的资格,可以前往某个国家。那时他对中国了解很少,但还是选定中国作为目的地。事与愿违,法国外交事务管理部门拒绝了他的请求,他被改派去泰国。在曼谷,他结交了一位中国籍留学生,了解了很多中国的文字和文化,还看了京剧《白毛女》。

  后来几年在墨西哥,勒·克莱齐奥读了《孟子》和《道德经》。他有个朋友信奉道教,他们一起学习道教典籍。“感谢一位法国汉学家的付出,让我读到中国名著的法译本,一本《水浒传》,一本《红楼梦》。这两部小说迥然不同,前者是描写一群理性的、并非疯狂的人,在偏远的州县,面对政治动荡如何思考和行动;后者则把我领入世家大族的生活中,让我体会形形色色的恩怨和乐趣,这书从女性的视角出发,完全不同于《水浒传》那种对草莽英雄的描写”。

  这些阅读,让勒·克莱齐奥感觉抵达了中国文化的某种核心地带。

  从上世纪90年代,勒·克莱齐奥开始常来中国走动。他去了很多地方,包括老舍的故居。2013年他成为南京大学兼职教授,每年有三个月会骑自行车穿行在南大的校园。有媒体采访瑞典学院的前常任秘书,他讲起一段趣闻,说是在南京他偶遇勒·克莱齐奥,问他:“你怎么在这里呢?”勒·克莱齐奥说:“我在南京大学教书。”他又问:“你教什么呢?”勒·克莱齐奥说:“我教美术,但是我不懂美术。”

  去年底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,勒·克莱齐奥从济南坐动车,去高密看望莫言的90岁老父,高粱地,还有莫言出生的老屋。

  眼下,勒·克莱齐奥或许正行进在长江三峡的水面上。“我想去看看猿猴啼叫过的山岭,白帝城早晨的样子。我和学生们约好了,要一起完成一本中国诗选,要去看看李白他们当年的行迹。”他对读+周刊记者说。

  喜欢老舍独特的忧伤感

  对于中国作家,勒·克莱齐奥毫不掩饰对老舍的偏爱。他领取诺贝尔奖时,就公开赞美和怀念过老舍。最近一个月,他每到一地,也必提起这位中国作家。

  “上世纪80年代,我在英国就读到了英译本的老舍作品。”勒·克莱齐奥告诉读+周刊记者。他最早接触的中国文学都是古典作品,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读中国近代作家,而第一个接触的就是老舍。“他写北京城里平民百姓的生活,很有莫泊桑的味道。我喜欢他那种独特的伤怀之感。”他对老舍的小说《初雪》印象特别深刻。

  25年前他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。他去了老舍故居,见到了老舍夫人,凭吊了老舍去世的湖边。2000年左右,他应邀为《四世同堂》法文版写序。“年轻时老舍曾居住在英国,对狄更斯进行过研究。这两位作家都喜欢描写民众的悲惨生活,但老舍在他的小说中加入了一种天生的讽刺感。他笔下的小崔,还有那个外表丑陋的大赤包,活像狄更斯笔下的斯克鲁奇”。

  在勒·克莱齐奥看来,老舍身上有一种“绝大的悲悯与智慧”,他认为老舍小说中营造的挥之不去的忧伤感,在很多现代作家笔下已经不复存在,因此很珍贵。

  这种对老舍的解读,国内媒体近来涌现不少质疑的声音,有评论者甚至撰文,直指他“不懂老舍”。对此,勒·克莱齐奥告诉读+周刊记者,他只是一个作家,作家的使命始终是表达个人情感,而不是给社会问题开药方。

  “无论是在1865年、1945年还是2015年,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北京还是哪个不知名的地方,看到为了生计而去掏烟囱的小男孩,狄更斯、老舍和我都会停下脚步,细细打量。”他说,中国是文学的富矿,值得作家们沉迷其中。

  【访谈】

  欢迎现代化,警惕“现代病”

  记者刘功虎

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·克莱齐奥在武汉 记者胡九思 摄

  老舍爱写弱者有什么错

  读+:您是在哪一年、在什么情况下第一次读到老舍作品的?

  勒·克莱齐奥:上世纪80年代,我在英国读到英文版《骆驼祥子》,老北京人牵骆驼这种生活场景,我很感兴趣。之后在上世纪90年代,我又读到他的一些文章和短篇小说。我记得有部小说他写一个儿媳受到婆婆虐待,然后自杀了。他还写到一个人一生诸事不顺,就是因为他是新年那天出生的,这个生日埋下了他一生的凶兆。

  上世纪90年代,我造访北京,特意去参观了老舍故居,见到了老舍的夫人、老舍的书房,还站到了老舍自杀的小湖边。对老舍居所的拜访,让我加深了对他作品的认识。2000年,我被一家出版社邀请为《四世同堂》的法文版作序。我很喜欢老舍,为他的现实主义手法着迷,也对他所呈现的中国很感兴趣。

  读+:老舍去世前,留下未完成的小说《正红旗下》,很多评论者对这部小说评价很高,为其没有完成而惋惜。作家王朔说,也许只有隐忍,像司马迁那样隐忍,才能成就伟大的作品。您的看法是?

  勒·克莱齐奥:他有一个那么好的小说在写,开了很好的头,为什么不坚持写下去,我跟王朔一样也很不理解。一部作品已经写了那么多,写得那么好,人为什么要自杀呢?我对这个是有所疑问的。如果是我,我可能一定要活着把它写完。

  读+:有的评论家认为老舍作品有一种倾向,似乎人只要出身贫穷,只要身在底层,就一定是好人,而那些为富不仁者,连长相都特难看。您觉得是这样吗?

  勒·克莱齐奥:作家只是表达个人情感。左拉、狄更斯这些人,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流派,我的创作受狄更斯的影响很大。我们观察老舍时代的中国,它受到日本的严重威胁,作家唯一能做的,就是表达心灵所感受到的真实,一种他个人的情感。

  老舍笔下的胡同、老北京城,和狄更斯笔下的伦敦,有相似之处。你要是去伦敦国家档案馆,入口处有陈列一把锤子和一顶帽子,帽子上有个小灯泡,你想想,那是狄更斯笔下掏烟囱的小男孩的装备,他要常常下到烟囱里去掏煤灰。直到1945年,这样的小孩都还存在。时至今日,世界上也还有很多童工存在。作家对这种现象不可能无视。写底层,并不是作家有意为之,因为那就是社会的真实。

  杜甫写过一首诗(指《石壕吏》——记者注),写的是一个悲惨的家庭被连续征兵的故事,这个家里所有的孩子都已被征去打仗,然而事情还没完,征兵活动还在继续,这次是要带走家里的父亲、丈夫,妻子就抱住征兵者的腿,乞求他们将自己带去,哪怕给士兵做饭也行。这就是真真切切的生活。文学从古至今都是在为社会道德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。

  我体验的饥饿感不是生死线上的挣扎

  读+:您在领取诺贝尔奖之后,写了一本关乎饥饿主题的小说——《饥饿间奏曲》。书里说您很了解饥饿。前段时间您和中国作家莫言有过密切接触,他是写饥饿的专家。你们见面时有交流这方面的体验吗?

  勒·克莱齐奥:是的,我和莫言对于饥饿都有深刻的了解,他对饥饿有很深的体验,挨过饿,我也一样。在我童年,缺衣少食,营养很不充足。我母亲很聪明,总能弄到一些蔬菜。她还会用面包屑引诱鸽子来啄食,然后把鸽子捉住,变成孩子们的食物。

  读+:您读中国作家这方面的描写,记忆最深的细节是什么?

  勒·克莱齐奥:我要说,毕竟我和中国作家的经历很不一样。我经历的饥饿与莫言他们当然很不同,他们有可能是在生死线上挣扎过,而我所体验的饥饿感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之中,比如早上喝咖啡的时候里面没有糖,吃饭的时候没有盐。

  我记得二战刚刚平息的日子里,我们的生活与经济慢慢恢复过来,我又能吃到足够的盐分了,啃过盐巴,把它当作糖果来享用。还有美国大兵向我们发放一种米做的面包,我当时觉得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,可现在你要是把那东西放这里,我一点都不想吃,可能用它擦桌子。

  读+:有的中国读者觉得您的饥饿感不是很有痛感,您怎么看?

  勒·克莱齐奥:我写饥饿,主要是想表达一种隐隐作痛的生活状态,一种融入生活日常的饥饿感,而不是那种饿殍遍地的景象或感受。这样一种细水长流的感觉,是我希望追求的一种精神。

  如果你读了我写的《流浪的星星》,就更能感受到这种东西。我在里面写到巴勒斯坦的儿童,他们住在类似难民营之类的地方,靠救济维生,每天联合国的有关机构会给他们米面粮食,有一天,这些救济线中断了,然后这些儿童就都坠入到一种失去食物的焦虑之中。

  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种场景?因为我的童年是类似的。

  读书永远是个人的选择

  读+:您25年前坐火车穿行中国大地,看见道路两旁劳作的人们,觉得是很古朴的、原始的、诗意的画面。这些年您再穿行中国,还会见到类似场景吗?您会怀念当年的自然主义景象吗?

  勒·克莱齐奥:我喜欢田间农民劳作的场面,并不是无端的喜爱,也不是向往原始的状态。主要是当时我见到的中国农村景象,跟我儿时的记忆很相似。

  我小时候在布列坦尼经常看到人们用马拉的犁耕地,中国人是换成了牛;我还会看到人们用长棍敲打稻谷,使其落下,获取谷粒。当我在中国车窗里看到这种景象时,不免产生了怀旧的联想。现在从南京坐火车到武汉,还是会看到农田,但是机械设备在增多,拖拉机啊打谷机啊汽车之类。

  对这种场面,我们可以认为古朴,但不能定义为原始。我并不向往原始生活,我对现代化进程是赞许的。我们对人们改善生活条件的努力,不应该抱一种怨恨的态度,而应该赞赏、欢迎、感谢。我们对现代性引发的现代病要保持警惕。

  读+:中国作家马原最近重提“小说已死”的说法,他认为随着互联网兴起、浅阅读盛行,严肃小说作品的读者越来越少。您有觉得自己的读者在减少吗?

  勒·克莱齐奥:读书永远是个人的选择,不是我选择读什么书,而是什么样的书会选择来读我。意思是什么呢?就是你管不了别人,只能让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人,是爱书还是远离书。

 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,移风易俗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,用短期规定来规范行为不算难,真正能起决定作用的是移除人们心中的不良观念。

  郁晓东

  的确,现在读书的人少了,但是也还有不少人在读书,像我本人就在读。还有我女儿阅读量也很大。我女儿年纪跟你差不多大。我能问问马原多大年纪了?……哦,60岁了?像他这种年纪的人,也许容易涌起一种类似的悲观情绪吧。